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本案快速解决的两个条件：第一，举报人提供了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其中音频文件接近一个小时，这为调查提供了基础，不至陷入师生各执一词的“罗生门”；第二，网友纷纷转发并声援受害人，要求学校给予公正处理，所以围观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复盘这一事件，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高校性骚扰中的权力属性是如何体现的？高校为治理性骚扰做好准备了吗？性骚扰是师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1 高校性骚扰中的“权力”属性
在《民法典》之前，我国只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这个规定太过粗疏，因此2020年我国《民法典》新增第1010条反性骚扰条款：它的第1款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性骚扰，属于基础性规则；第2款规范职场、学校等单位的性骚扰行为，调整职权、从属关系。
职场、校园的性骚扰，为什么要单独规范呢？因为这些场所是性骚扰发生的重灾区，先天存在着权力属性、从属关系，受到骚扰的一方很难强硬说“不”——套用性侵犯罪中的术语：“受害人可能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
在本案中，据受害人描述，导师王贵元于2022年5月21日对其性骚扰且强制猥亵，并提出与其发生性关系。因被受害人拒绝，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对她进行打击报复，并威胁不能毕业。
从录音中二人的对话，可以发现骚扰者不断提出涉及性的非分要求，而受害人步步退让，她的拒绝虽然并不是声泪俱下或者厉声指责，但当她说“老师不行不行”的时候，其实已经退无可退。所以，讨论高校性骚扰问题，就必须回到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这件事——导师利用了权力地位。理解了这层关系，也就理解她的言行已经表达了最大程度的“不受欢迎”。
拒绝上位者的后果很严重，受害人在之后两年遭到了导师对她的各种打压，甚至威胁不能毕业。也许，她顺利毕业也就忍了，就当自己不小心吞了个苍蝇；又或者，还会自我检讨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导师想多了；那样的话，7月21号的曝光事件就不会发生，行为人还可以继续在人大的校园里卖弄他的资源，做着干爹的美梦，继续荼毒女青年。
恰恰是因为行为人寡廉鲜耻、变本加厉——“你若不从，我就报复”，而受害人也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勇气，她有胆量敢实名，同时以学术素养整理了证据线索。实名和证据，这两点就使得这场自益性的网络举报达到了最好的效果。
“这导师也太过分了！”这是很多人的由衷之言。假若他没有实施后面的那些报复打击，而这位女学生也没有那么勇敢呢？高校中还有多少这样危险的权力上位者？这不能不让人警惕，同时也凸显了第1010条第二款的重要性，就是要捍卫职场、学校里下位者对上位者说“不”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件曝光之后，获得了众多网友的支持。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性骚扰事件，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家对什么是性骚扰更容易识别，也更容易发声。讨论性骚扰、揭露性骚扰不再是件羞耻和危险的事情，正是因为人们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才可能解决问题。
2 高校是否做好了相应准备
遇到性骚扰怎么办？是不是只能选择网上举报？用人单位、学校能够为受害人做点什么呢？
其实，《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学校和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责任。《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
这意味着，遭遇了性骚扰的受害人，不仅可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还可以追究学校、用人单位的责任。因此，高校如果想要避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尽快完善性骚扰防治的制度。
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许多大企业有相对完善的反性骚扰宣传和培训机制，比如在公司网站上公布相关文件；将“禁止性骚扰”明确写进《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定期对员工举办反性骚扰知识讲座；等等。
相比之下，我国高校在教师条例、学生手册、入职协议等相关文件中均缺乏对性骚扰的详细内容，讲座和培训也明显不足。如前所述，高校校园更有条件把这个敏感话题变成公共话题，加深两性之间的对话，消除两性之间的误解和隔阂。
此外，高校应该有专业机构处理此类投诉和举报。目前主要是学生处负责学生举报，但相关工作人员不一定具备处理性骚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受害人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碰壁，甚至遭受二次伤害，这可能也是一些受害人不得不选择社交平台曝光的原因。
最后，就是如何处理的问题。性骚扰难在证明，所以查处要快，要注意保存相关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相关视频、受害者陈述、被举报者访谈记录、图像、文字、录音等。要在《学生手册》、《入职协议》等文件中明确规定行为后果，按照不当行为的情节轻重，对应不同的处分结果，比如降级、降职、解除聘用关系等。
作为高校，未来几年应致力于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犯、性骚扰的工作制度。人民大学在迅速处置上做了一个示范，值得学习。不过，从通报上，人民大学强调的是“师德师风”和“育人环境”，而没有使用“反性骚扰”这样的法律术语，这似乎有“为师者讳”的考量，也引出了下一个话题，性骚扰事关道德还是法律？
3 性骚扰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
有种观点认为，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是一种违反师德的行为，违反了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高校教师师德意见》和2018年颁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以十项准则为例，高校教师不得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宜；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因此，前述王贵元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师德师风和职业准则；也因此，学校才会决定撤销其教授职称、解除聘用关系，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
但是，高校性骚扰绝不仅仅是师德伦理问题，它已经延展为人格权的法律问题。因此，高校性骚扰涉及的法律责任也应同样关注，它会从职业道德领域延展到民事侵权、行政处罚甚至刑事犯罪领域。
如果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内部处理，那么撤职、双开就已经是顶格处罚了。但，性骚扰在实践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后果，如果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性骚扰采取了暴力手段或者强制手段，导致受害人严重身心伤害的，该行为就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涉及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如受害人决定追究其侵犯人格权、人身权侵权责任的，也可以发起民事诉讼。
这一点，在本案中也可以看到后续。22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通报》中提到已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后续报道传来，海淀警方已经依法介入调查。
这说明高校性骚扰的处理，除了校方，公检法也可以参与。上述机构如何为受害人提供连贯的帮助，是高校反性骚扰的一个重要课题。
总结这一事件，最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社会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讨论，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更加清晰，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就像公共场所的禁烟令一样，这根红线的存在改变了我们之前的生活。反对性骚扰也是如此，它也将改变职场关系和两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立场必须坚守：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每个人的尊严都不容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