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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拿走大部分以外，政府拿走的部分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又转化成了权贵的收入。所以从国家资本转化为权贵资本。

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其实留下的这40%跟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分配战略，导致了内需必定是疲弱的。

那么我们的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可以用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证，工人是可以游行的，但是我们不准你游行，所以他就要给你最低工资，你只能够接受。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会有劳动成本的优势，我们的出口才可以跟人家竞争。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是竞不了争的。

正因为有了我们这个前面的制度定位，所以我们可以用出口拉动战略。所以我们出口也会有竞争力。他可以用低工资，用低福利，用这个劳工比较恶劣的条件，我们能够取得成本上的这些优势，所以我们出口才可能在国际上走这种战略。

大家好，这一期给大家分享北大教授王建国在2013年的一场线下演讲。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因为说的实在太好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底裤都被他给扒下来了，连权贵都敢说，今天看来堪称预言家了。最后他给出了这种模式的结局，大家可以听听看。

这个前面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对我很有启发。我这里要讲的主要是讲的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一点我就想讲，为什么这个经济模式很重要。如果你看一下中国从30多年前和30多年后的这个经济发展和成长，你也可以看到，其实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他改了一个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把在政治体制上没变，在经济制度上就把原来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

第二点，他就是把这两个权利都放开了。第一是人权，它放开了。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还有一个你不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自由创业。这些放开以后，实际上这种权利属于人权。放开了还有一个产权，放开了，允许私有财产等等。这两个权利的放开，这是rights。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的结构也改变了。

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constitution都没有改，那就是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这个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不是来自于下层。还有一点，权力之间不制衡，相互不制衡，没有balance。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我们所谓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那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我们又把它叫做全控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现在的模式。

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概念。我记得费老曾经讲了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想的，实际上就是个概念。下面我想跟经济模式下个定义。我把经济模式可以看成四个战略的这个系统组合，或者叫做四个战略的组合，或者叫做活动系统。

哪四个战略呢？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他必须对他的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叫做value proposition。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

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的这个价值定位，这个制度定位，他必须给他的制度有一个定位。

第三就是他的财富创造战略，怎么能满足他的这个价值主张，财富创造战略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

第四就是它的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是GDP的分配问题。

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这个经济模式。这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一个这四个战略的一个combination，并且它是由一系列的这个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模式。

中国的第一个模式，第一点就是价值承诺。如果你看看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这个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一切都是执政为民。这一切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还讲得好，何止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

但是我们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看看中国模式它的制度定位。制度定位主要是这个人权、产权和power，就是权力。中国这两个字是混淆的，发音是一样，一个是rights，一个是power。所以我就用英文来区别。

中国的这个制度定位，一个就是看这个人权，它是不是平等的。你是认为它平等还是不平等，你必须给它一个定位。对吧，产权你也要给他个定位，你是给他界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power，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于哪里，还是来自于下层，你必须给它定位。再一个，这个power之间应不应该制衡，相互应不应该像石头剪刀布，是制衡还是不制衡。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

中国后边的这个财富创造战略和他的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面才得以实行。我可以说中国的这种发展战略或者中国的模式，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战略在有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你想学也学不到。

那我们的制度定位是怎么定位的呢？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十分清楚。第二呢产权我们界定的也不清楚，也没有严格的保护。这是它的第二个定位。

第三个定位，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我们界定这个power不制衡，没有power balance，check and balance。没有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的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就是GDP的创造战略或者财富创造战略。

我们的战略可以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投资，这个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总需求。需求拉动主要是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和高费，然后把财富集结到国家的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要是没有前面的这个制度基础他是不可能的。你凭什么收我这么高的税啊？老百姓不让你收啊。但是既然你这个制度已经约束，没有人权和产权都不受严格保护，那他想要收多少就可以收多少。所以有了这个前提，他才可以有政府投资拉动发展战略。

如果没有这个约束，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这个战略它是走不通的。但中国走通了，就是因为有这个制度上的定位。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出口战略。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30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几年，出口拉动在中国的经济成长中间起了巨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可以用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工人是可以游行的，但是我们不准你游行，所以他就要给你最低工资，你只能够接受。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会有劳动成本的优势，我们的出口才可以跟人家竞争。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是竞不了争的。

正因为有了我们这个前面的制度定位，所以我们可以用出口拉动战略。所以我们出口也会有竞争力。他可以用低工资，用低福利，用这个劳工比较恶劣的条件，我们能够取得成本上的这些优势，所以我们出口才可能在国际上走这种战略。

所以我们的这个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就是出口拉动。第三就是城镇化，就是大量的城市进行飞速的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的土地或者把工地或者把居民原有那些老房子，要到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这个高楼大厦，把城市成倍成倍的扩大。这时候中国的GDP当然会飞速的增长。但是这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可以侵犯你的产权，我可以强拆你的房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走不通的。

所以经济模式如果没有制度定位的前提，我们这个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中国这些都走通了，并且成长的很快。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模式从价值创造上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投资拉动、城镇化拉动尤其是房地产，再一个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分配战略，就是财富的分配战略。我们给了你承诺，有的时候要创造幸福生活，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翻几番，要达到什么小康水平、中等收入水平等等，这都是对着我们百姓的承诺。那么你要实现这个承诺呢，就必须有个价值分配。但我们的价值分配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配战略呢？

我刚才讲前边这种战略必须以剥夺普通百姓的收入为前提，就是高税，就是剥夺你的收入，让你的收入转化成国家资本，你这个国家资本才可以搞国家资本主义，不然的话你是没有钱的。那高税这是个前提，没有高税不可能。中国的工资整个只占了GDP的8%，这世界上最低的，一般都有25%左右甚至更多。

那么这一个就把普通居民的收入、劳工的收入或者国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费就变成了国家的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那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他不可能走这条战略。所以分配战略是财富创造战略的一个前提。

我们的分配这里主要是谁得的多呢？国家占了GDP的收入的主要部分。国家每年政府的这个行政开支占了GDP的31%（2012年），国家的投资占了整个国家投资来拉动经济的部分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运营社会资本还没算在里边。也就是说大约有60%的GDP被这个政府和国家花掉了，其实留下的这40%跟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分配战略，导致了内需必定是疲弱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拿走大部分以外，政府拿走的部分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又转化成了权贵的收入。所以从国家资本转化为权贵资本。

我后边会解释他为什么会做这种转化，变成权贵资本。所以中国这种本来是个国家资本主义，如果这些财富仅仅是收给国家，由国家来投资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到了国家手上，老百姓或者国民手上少了。但是如果这些资本从国家里面又流到了权贵的手上，那我们又可以把它转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那就全国资本主义来发展这个经济。

那么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就变了。这个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巨大的财富，而普通的老百姓占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的财富，这是我不需要统计数字，你们要查到处都可以查得到。这就是收益分配战略。

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

第三个问题就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中国模式的一个根本的内在规定性，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有它的或者说叫做不可解的、没有解的一种内生矛盾，同时它也有一个外生的约束。按照这个内生矛盾和外生约束，中国模式不可能持久。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内生矛盾它在哪里。我们知道权控经济，我们刚才讲我们的这个经济实际上是定位在一个权力来控制经济，叫权控经济。这样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的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就是要受到他的允许。如果没有权力的允许的话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

不管你想拿这个项目还是到市场上去做个生意，要经过各式各样的管制部门。而这种权力的管制就是寻租的方法，就是寻租的地方。所以贿赂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你没有贿赂休想进入市场，一切资源都不可能。那么贪污就成了官员支持改革、推动经济的动力，内在动力。如果你不给他贪污他就不会支持你进入市场，那我们所有的干的这些模式根本就不可能产生。

所以权钱交易是这个中国模式的根本规律，是第一规律。他的配置资源，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供求规律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权钱交易。谁的权钱交易价格高，资源就流向哪里。

就像吉林的一个23亿的这个铁路，最后被一个厨师拉到了，为什么他的费率价格最高。倒数第二是个骗子。这就说明这个权钱交易的这样一个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有权贵们他就会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一个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可以得到财富。

这样的话，一大部分的国家投资通过这样的权钱交易和贪腐的过程就转变为了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他就会以国家、以老百姓的成本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权钱交易的规律转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这他第一个矛盾。那就是说这个贪腐和权钱交易是中国这个模式经济发展的、经济繁荣、资源包容性的创新或者这个经济的成长是他的根本动力，也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同时造成了一个不可解的矛盾，那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财产房子被抢了，收益低税很高，且这个收益寄存在极少数人手上，福利也很低。环境还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环境成本。

我们除了剥夺这个老百姓的财富而且剥夺环境的财富，污染。现在是水是毒的，没有哪个……这是马云讲的，说喝水得肝癌，食品得什么癌，反正这个呼吸就得肺癌。所以我们这个环境的，我们用剥夺环境、剥夺资源来损害后代的财富和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聚集了大量的资本来发展经济。而这些资本通过权钱交易转化为了权贵的资本。

这是中国最大的最后面的这种严重的不公平的分配和环境的污染，就导致了中国发展的这个成本巨高。也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这个模式值不值得，我们是得到了很多的财富，发展的很快，但是我们却以巨大的成本去得到这个结果值不值得？

第二就是老百姓会不会长期的容忍你去这么做？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no，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式很快就会stop，他走不下去，他不可能持续。这就是他根本的内在矛盾。

最后只剩一分钟了。怎么改革？只有一个字。我们刚才讲全控经济，这一切都是全控经济造成的。那首先我们要搞创新，要搞资源包容。但是我们的改革要承认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解放了生产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靠贪腐的驱动，至少是腐败驱动，是在集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那就是官方的动力在腐败驱动。因为官员是由官员来管制的，官员没有动力他就不支持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后这个模式不能长远长久发展的根本原因。

那么怎么改？就改一个字，放权。把权利、把这个控制资源的权利还到老百姓去，叫做返还民权。就是我们现在的权力本来是power，本来是老百姓的，你现在变成集权，这个权力必须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治就没有民享。

贪污腐败就不可能根除。如果没有民的反贪权力，那我们反贪就会打击经济。如果我们反贪经济就会垮下去，如果不反贪政治就会乱，社会就不稳定。这个矛盾无法解决。要真正解决只有放权，只有返还民权，把老百姓的权利返回老百姓，叫做民权、民治、民享、民有、民享。

我觉得中国只有走这条路。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文化革命，但是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那条路，那就只有走这条路。











为了更好的阅读下面是文章版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质上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他主要放开了两项权利：一是人权（包括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创业），二是产权（允许私有财产）。但宪法层面的中央集权体制没有改变，权力的合法性仍来自上层，权力之间缺乏制衡。这就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模式——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也可称为全控市场经济。

经济模式的四个核心战略

任何经济模式都可以看作四个战略的组合系统：

价值承诺：政府对国民的承诺（如人权平等、产权保护、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这些承诺在表述上甚至比西方还动听。
制度定位：这是模式的核心，包括人权是否平等、产权是否清晰保护、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上层还是下层）、权力之间是否制衡。中国目前的定位是：人权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保护不严格；权力合法性来自上层，且权力之间缺乏制衡（check and balance）。
财富创造战略（GDP创造战略）。
财富分配战略（GDP分配战略）。

后两个战略必须在前面的制度框架内才能实现，其他国家因制度限制难以复制。

中国模式的财富创造战略

在现有制度定位下，中国形成了三大增长驱动：

政府投资拉动**：通过高税收和高收费，将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再以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拉动经济。没有对人权和产权的严格保护，这一高税收模式难以推行。
出口拉动**：依靠低工资、低福利和较低的劳动条件，获得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这同样依赖于制度约束——工人难以通过游行等方式争取更高待遇。
城镇化拉动**（尤其是房地产扩张）：通过大规模拆迁、棚户区改造和土地开发，实现城市快速扩张。这依赖于可以侵犯私人产权的制度前提。

这三大驱动共同推动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财富分配战略与深层问题

中国模式在分配端高度依赖对普通居民收入的压缩。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例极低（约8%，远低于全球25%左右的平均水平）。大量财富通过高税费转化为国家资本，再用于投资拉动。

更严重的是，政府拿走的大部分财富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权贵资本。结果是：

约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支配，真正留给民营企业和普通百姓的只有约40%。
内需必然疲弱。
极少数权贵和贪官奸商聚集了巨额财富，而普通百姓收入低、福利低、财产安全感低。

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转向权贵资本主义。

内在矛盾：无法长期持续

中国模式（权控经济）的根本规律是权钱交易。所有资源进入市场前都需经过权力批准，贿赂成为通行证，贪腐成为官员推动经济的内在动力。价格配置资源和供求规律反而成了次要机制。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

经济增长以剥夺普通百姓收入、侵犯产权、破坏环境为代价。
权贵阶层获利巨大，社会分配极度不公。
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被过度消耗，损害后代利益。
老百姓是否会长期容忍这种模式？答案越来越趋向否定。

因此，这一模式存在内生矛盾，外生约束也日益明显，不可能持久。

改革方向：只有放权一条路

中国模式过去取得巨大成就，解放了生产力，但其核心驱动力之一是腐败驱动的官员积极性。反腐若不配合放权，就会打击经济；不反腐，政治和社会又会失序。

根本出路只有一个字——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力还给老百姓，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只有真正还权于民，腐败才能被根治，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

如果不走这条路，另一种极端选项是文化革命，但那是大家都极力避免的道路。

总结：王建国教授在2013年的这场演讲，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底层逻辑、运行机制及其内在局限性。今天回看，许多判断都具有强烈的预见性。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继续强化控制，而在于勇敢地、系统地放权，让市场和社会拥有更多自主空间。

（以上根据王建国教授2013年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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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由舞狼爱美酒重新编辑：2026-07-20 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