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高丽的美人
明王朝作为承继元朝的华夏正统王朝，同样也继承了元代对于周边附属国的藩属关系。
元朝时期，在蒙古铁骑的进攻和威慑下，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不得不臣服纳贡，甚至一度成为元朝的征东行省。高丽国王兼任行省长官，以后的历任高丽王世子在即位前几乎都要在元大都长时间做人质。在长期使者来往与文化交往中，“高丽女”也登上元朝的政治舞台。
首先，草原崛起的蒙古游牧民族习惯将女子作为部落集团的财产，来实现各部落联盟的和平，将占有更多女性作为政治权力的标志。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是否向最高统治者贡纳女子成为是否服从政治权威的衡量标准。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高丽女”是中国文人比较了解且十分欣赏的异族女子符号，金国出使高丽的翰林赵可曾作《望海潮·发高丽作》一文描写高丽女子的美丽：
云垂馀发，霞拖广袂，人间自有飞琼。三馆俊游，百衔高选，翩翩老阮才名。银汉会双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盈。醉玉添春，梦云同夜惜卿卿。离觞草草同倾。
后来的金国宰相蔡松年同样对高丽使馆中的女子情有独钟，并写下一首《石州慢·高丽使还日作》感慨高丽女子的美貌：
云海蓬莱，风雾鬓鬟，不假梳掠。仙衣卷尽云霓，方见宫腰纤弱。心期得处，世间言语非真，海犀一点通寥廓。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
于是，基于蒙古人的政治传统与社会审美现实，在元朝社会中后期甚至出现了蒙古贵族以高丽女子为妻妾的攀比风尚，形成了一股崇尚拥有高丽女子以抬高社会地位的奇特社会风潮。这些高丽贡女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元顺帝的第三位正宫皇后奇皇后。她不仅为元顺帝生下了太子爱猷识理答腊，更与儿子谋逼顺帝禅位，最终引发元廷内战，成为元朝后期高丽女子搅弄朝堂风云的典型代表。
明朝初年，元朝已然覆灭，高丽王朝也被朝鲜王朝所代替，但是朝鲜王朝依旧是明朝麾下忠心的藩属国（甚至朝鲜之国号亦为朱元璋所定）。明朝皇室依旧保留着前朝的“独特爱好”，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成祖朱棣与明宣宗朱瞻基都曾经以种种方式“密令”向朝鲜索要贡女，有明一代朝鲜贡女7次，其中后宫16人，侍女48人，歌舞女与执馔女（做菜）50人，合计有上百人之多。
来自高丽（或朝鲜，李氏朝鲜于1392年取代高丽）的女子在明朝皇室之中的存在感极强。据记载，明太祖的两任妃子（韩妃与碽氏）均来自高丽（碽氏存在争议），其中韩妃生下了历史上着名的含山公主，史载这位公主“以洪武十三年（1380）生，二十七年下降驸马尹清，永乐间进长公主，洪熙初进大长公主，至天顺六年（1462）方薨，年八十三。于太祖位下二十五子十六女中，最为寿考”。这位混血公主见证了明朝十六位皇帝中的八位，可谓明朝历史的活化石。
明成祖时期，大概由于燕王封地与朝鲜毗邻，明成祖对朝鲜贡女的宠幸也尤为明显，如有权贤妃（永乐七年二月册为贤妃）、韩丽妃（永乐十五年朝鲜贡女），崔惠妃（永乐七年二月命为美人）与任顺妃都属皇妃等级，李氏、吕氏和崔氏被封为昭仪、婕妤，余者朝鲜贡女郑氏与黄氏也皆有品位。《太宗文皇帝实录》在记载明成祖朱棣永乐七年（1409）所立七个后妃中，“除王氏苏州人外，余皆朝鲜人”。可见当时明成祖后宫朝鲜贡女之盛。
而这竟在明永乐十二年（1414）造成了一场因为后宫争宠而酿成的血案——“鱼吕之乱”。
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徐皇后崩后，明成祖朱棣曾令权妃管六宫（朝鲜单方史料），这被同为朝鲜贡女的吕美人所妒。与此同时，当时的“贾人子吕氏”（一位姓吕的商人之女）也入皇帝宫中，欲以同姓结好朝鲜贡女吕氏，这位朝鲜吕氏不从，从而招致了商人女的忌惮。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出兵漠北，天生丽质且善吹玉箫的朝鲜权妃因独得恩宠而随行出征，不料在回师途中病逝于山东。
怀恨在心的商人吕氏借机诬陷朝鲜吕氏毒杀权妃，以至明成祖勃然大怒，下诏：
“吕氏不义， 与内史金得谋买砒礵， 和药饮之， 再下麪茶， 以致死了。朕尽杀吕氏宫中之人。”
明成祖以此为由诛吕氏及同为朝鲜人的宫人宦官数百余人。随后不久，明成祖又因为吕氏与鱼姓两妃子与太监私通一事拷打贾吕侍婢，侍婢皆诬服云：“欲行弑逆。”由此掀起了后宫疯狂的大杀戮，“凡连坐者二千八百人， 皆亲临剐之”，朝鲜后宫女子也在此次大乱中被诛杀殆尽。
幸免于难的崔氏与韩氏两位朝鲜贡女也在明成祖驾崩之后殉葬而死。自此之后，朝鲜贡女行为才稍稍减少，至明宣宗乃至景泰皇帝时期，朝鲜王朝的贡女依旧有进入明朝宫廷的记载。
安南火者
明太祖登基后，陆续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宗藩关系。安南（今越南）是最早表示归附明朝的政权。安南、爪哇、真腊、琉球和朝鲜等国，都曾向明廷贡阉，其中安南和朝鲜进贡最为频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至洪武十九年（1386）间，安南使者总计上贡宦官89人。
永乐年间，明朝取得了征伐安南的巨大胜利，一度将安南变为“国之郡县”，作为安南大捷的主将，征夷右副将军张辅在永乐五年（1407）回朝时，将胡朝诸叛犯俘送至南京，包括胡季牦及其子汉苍、澄等胡氏子孙，以及被阉割的三千幼童， 所谓“取安南火者三千”，火者便是被阉割的仆役。这次大规模的宦官输入堪称明朝历史上外朝输入人口之最，安南的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同样有记载：
“明人入东都，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 驿送金陵。”
这些安南太监在明朝内廷之中多有晋升，甚至有大量宦官成为可以设墓立碑的高阶太监。
此外，明代文献及北京庙碑中记载的大量阮姓宦官，同样极有可能来自安南。
在明代，来自藩邦的宦官都有一项特殊的用途，就是作为大明的外交使者出使母国，这些人既有语言优势，也了解该国国情，况且因为阉人的特殊身份而大概率不会对母国有过多的个人情结，这样的使节无疑符合大明利益。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为了处理明朝、安南之间宁远州归属的纠纷，曾派遣阮宗道回到安南出使调和。这些太监在出使期间甚至也兼有刺探情报的相关任务。
安南火者最为出彩的时刻在明宣宗朱瞻基时代：朱棣把相当一部分安南阉童赏赐给了太子朱高炽和太孙朱瞻基，《明史》记载：“成祖爱之（安南火者），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
安南阉童从潜邸时就一直追随仁宗、宣宗，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王瑾，初名陈芜。宣宗为皇太孙时，其朝夕给事。及即位，赐姓名（王瑾），并成为明宣宗朱瞻基的心腹。这位安南宦官也确实有卓越的军政才能，不仅曾经参加宣宗平定朱高煦的战争，还参与到宣德时期的军务处理。“从征汉王高煦还，参预四方兵事，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明宣宗甚至为了他打破了宦官不可娶妻的禁忌，“赐以（王瑾）两宫人，官其养子王椿”，可谓殊荣备至。
同样受到宠信的还有安南宦官金英、范弘。宣德七年（1432），皇帝赐司礼监太监“（金）英及范弘免死诏， 辞极褒美”。这两位安南宦官从小就受到系统的文化训练，具备了处理政务的能力。以范弘为例：“范弘者，交趾人，读书有文章。正统中被蒙眷遇，凡经筵讲义，若制诰之。令主修实录及五伦书，皆以命弘。弘刚毅果敢，勇于为善，与土木难死焉。”
安南宦官不仅协助皇帝处理行政事务，甚至随同英宗皇帝出征，在土木堡死于乱军之中，诚然可谓忠义。
颇为惊艳的是，来自安南的宦官在指挥国家工程层面也有突出表现。正统五年（1440），明朝重修京城的城墙。工部侍郎蔡信认为“役大，非征十八万民不可”，而后，皇帝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其借取京师操练的兵卒万余并不惊扰百姓，年中就完成了。杨士奇赞曰：“（阮） 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为画也，谓事之成非由于人乎。”
除了行政军务之外，来自安南的外臣同样擅长发明火器。明朝平交阯之后，创设神机营，专掌“操演神铳、神炮诸火器”，神机营“分为五军、中军、坐营内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为四司，各监枪内臣一人”。作为胡朝篡逆之子的黎澄（胡朝，越南古代朝代，建立者系胡季牦，本是越南陈朝末期的权臣，后改为黎姓）因擅长火器，得以被成祖宽宥，被授以在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的职务，专门负责制造火器，“授以官专督造兵仗局锐箭火药”。宣德三年（1428）正月，被升为工部右侍郎。正统十年（1445），“六月甲寅，升工部左侍郎黎澄为本部尚书”，这位安南外臣竟最后以正二品安老余生，不可谓不令人惊叹。
明宣宗年间之所以重用安南宦官，是因为这些人来自异域的“火者”身份注定其在朝中甚至中华境内基本孤立无援，只有尽心效忠一种选择。他们既不容易扩张势力，甚至也不会和文官集团产生冲突。这对于宣宗维持政局的平衡与稳定产生了奇特的政治效应。尤其是宣德年间，安南宦官与内阁中的杨士奇、杨荣相互裨益，形成了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宦官与文臣共荣的局面。
来自高丽（朝鲜）与安南的贡女、宦官不仅相貌普类中华，且久习汉字书籍，与中原之人几无区分，加之他们多无根基背景，因而能够在明朝内廷中迅速崛起，受到明朝帝王宠爱和倚重，跻身上层政治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