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要考哪些内容？科举考试的状元和今天的清北高材生谁更胜一筹呢？
科举制度的建立
中国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它并不是单独一个朝代成就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步，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潮流。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诞生于隋朝，但早在汉朝及以前，中国就有适应中央集权建设的选官制度。最早追溯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叫世卿世禄制的选官制度。
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贵族政治，官员的职位和俸禄都是世袭的，中国的官僚体系被贵族阶级占领，普通百姓很难进入统治阶层。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官僚贵族能够掌握更多话语权，全国上下阶级流动性变差，极有可能发生上层垄断的现象。中央统治者也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选官制度进行深入改革，首当其冲的便是针对选拔方式的突破。
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应运而生，这是中国最早可见的举荐制度，地方长官可以考察和举荐人才给中央，这为下层人士提供了上升的通道。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采纳了尚书令陈群的意见，正式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是一种注重门第和家世的选官制度，由中正官负责评定人物等级，作为授官的依据。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其实是想提高古代选拔官员的标准，从家世层面规范人员的道德品质，从而提升中央任职人员的素质。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很快出现了弊端，中正官的评定标准从一开始的以才能为标准倾斜到将门第作为标准。中国选官的内核再次沦为世家贵族的垄断，中央集权得不到进一步加强，后期皇权的分量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隋唐时期推出了科举制，这是中国最早可见的相对成熟完善的选官制度，也被其后朝代逐渐革新沿用。
通过科举制，那些贫民学士可以不再受限于家族门第的局限，他们能够依靠自身水平参加科举考试，只要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不错成绩，他们的人生就能彻底翻身。很明显，科举制的出现打破了血缘和门第的限制，它允许所有男性平民参加，并以考试成绩作为选官的主要标准。从此，这项影响深远的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沿用，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下图为中国科举制度中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参加殿试时对自己祖宗三代的陈述，算是非常正式严格地向皇帝坦陈出身，这样说起来，不管什么年代，出身不好，执政权者都不喜欢。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到疑问，古代人参加科举考试要经历多少场考试呢？考试内容是什么？是和我们现在的高考一样，只有简单一次吗？
严格甄选，过关斩将
事实上，科举考试的考核形式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科举考试的次数和内容都不相同。在唐朝和宋初，科举考试每年举行一次，但在宋太宗时期，科举考试改为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而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科举考试又被规定为每三年举行一次。具体考试的次数周期依朝代有所变化，但相对稳定的是，科举考试不是只有一个阶段，而是前前后后要经历四个阶段。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是科举制时期一个无名无份的小官吏，你决心要通过科举考核改变人生，那你大概会经历这样几个过程：首先，便是童试。童试是科举考试的初级阶段，总共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考试分布在不同时期，考试内容也不相同。县试一般在每年的二月份举行，会由你们县的知县主持，县试的考核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诗赋，如果你通过了考试，便有机会晋级到下一环节。
第二阶段便是府试，府试在每年四月份举行，一般由知府或知州主持，考试内容与县试相似，只是难度和范围更大。等到通过府试，你便来到了童试的最后一关——院试。
院试由主管一省教育的学政主持，通常在六月份举行，内容除先前的八股文、试歌外，加上了经、史、时务等内容。如果你有实力通过院试，那你便会被授予“生员”的称号，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秀才。
此时，你或许正为你能在童试中脱颖而出感到骄傲，但事实上，真正的考核才刚刚开始。你将会来到科举考试的第二关——乡试。乡试是省级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举办时间一般为秋季八月份，因此，乡试也被称作“秋闱”。
在隋唐时期，乡试的科目繁多，主要分成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分为生徒和乡贡两种，项目涵盖进士和明经等多种形式，由于这项内容多需背诵，因此凭借常科通过考试的考生也因此被人小看。而制科则是由皇帝根据需要临时设立的科目，考核内容更具难度和灵活性，能更加展示出优秀考试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思辨能力。等到通过了乡试，你会被称作“举人”，这才能正式做官，像在“儒林外史”中范进考上举人发疯，足可见其选拔难度。
科举考试的第三关，是会试。会试是国家级考试，专门交由礼部主持，考生需要专门赶赴京城参考，考试时间定于乡试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举行。会试是连接乡试和殿试的重要一环，考试内容也要求更加严格。会试的考核内容既包括对儒家经典着作的理解和应用，也有对社会时事和国家政策的分析和评论。除此之外，会试关注到考生的表达能力和思维方式，你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国家治理的文章写作，这无疑对考生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提出规范。
能参加会试的，只有全国的举人，以及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教育机构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其中藏龙卧虎，很多人都纷纷败下阵来，只能三年后重新再考。每次会试科举的时间都是固定的，都是在每年三月春闱。但参加考试的学子来自全国各地，离京城较近的，还好办一些。如果是四川、云贵等偏远地区的学子，麻烦就大一些了。如果不能按时参加考试。三年心血自然白费。（过去朝代许多，以明清时期为主）
当然，那些偏远地区的学子，自然要提早动身。不过，也不需要在路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否则，怎么有时间读书，准备考试的事情。这些人能经过童生试、乡试两重考核，大多都是肚子里有真材实料的人。而开辟科举，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招揽人才。所以，朝廷自然会想尽办法，帮助各省举人可以按时参加考试，又有足够时间学习。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发路费。这个很关键。举人当中也是贫富差距大。有钱的可以雇车、雇人，一路潇洒，就当见识祖国大好河山。没钱的只能勒紧裤腰带，悬梁刺股，饿得两眼冒翻。所以，让举人都可以走出来参加会试，成了第一步。清朝的时候，给举人发的钱，偏远地区十两左右，离北京城近的地区，在五两左右。这笔钱对一个有钱公子哥，只能是一种精神鼓励。对于一个贫寒书生，就是雪中送炭。
但是，仅仅让举人们可以走出家门还是不够的。山高林又密。即便是太平盛世，也难保不会遇到坏人。所以，朝廷还可以举人们发了一枚“火牌”，凭这枚“火牌”，举人们可以在驿站兑换马车一辆，马车上插有“礼部会试”的黄旗。黄旗的意思，就代表着天子门生。这种车，又叫做“公车”。一般来说，还没有人敢随便打这种车的主意。别说土匪，就连官府也不会随便拦“公车”。
有这层防护措施，举人一般可以在5个月左右可以到达。因为乡试的时间是会试前一年的八月，被称为“秋闱”。参加乡试需要时间，出成绩，考试前后准备，都需要时间。而乡试跟会试，中间大概间隔6个月左右。所以，5个月的路程是最低要求。如果快的话，一些偏远地区，也能在三个月内到达京城，提前进行准备。
当时，以上这些优惠措施，普通人根本是没有机会享受到的。相反，他们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也不能随意走得太远，经常会受到官府的拷问，路途十分艰难。而且，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赶路。一般来说，在过去很少有人愿意进行长途旅游。而那些举人学子，正是因为有朝廷的特殊朝廷，所以，可以一路顺畅的到达京城，按时参加科举考试。
通过会试后，你将获得“贡士”的称号，而你的下一阶段，便是直面皇帝的殿试。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阶段，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试策问，当场交卷。试想你只是一个寒门学士，最终却能凭借自己努力亲面圣上，这听起来的确非常了不得，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或许会在考核过程中紧张失败。你需要针对皇帝提出的问题，结合国家当今发展状况，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样的现场应对能力，实在是令人钦佩。到这里，所有通过殿试的考生都被称为“进士”，而其中成绩最优秀的前三名，便是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和探花。
总体来看，中国选官制度的发展非常明显，最开始的血缘、门第到才学转变，从最开始的贵族门第到寒门学士，从简单一项考试到考核内容不断完善，科举制的进步更加彰显了泱泱华夏的深厚底蕴。1905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走向末路，科举制度正式宣告终结。然而，在70年代重新设立高考后，我们依然清晰可见科举制的影子，高考制度采用了科举制选贤举能思想，将考核内容改革为符合新中国发展节奏的形式。
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科举制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广泛搜罗人才，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权在国家，考取者无私恩，黜落者无怨恨，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
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后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并会导致官场腐败，价值观扭曲等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还被爱国人士吹捧，如选拔人才唯中华源头说：
在14世纪，欧洲来华人士便将中国通过科举，即统一考试的选拔人才模式，向本国做了详细介绍和推荐。其中，英国人对此最有兴趣，“英国当时的学术界和开明官员，力主仿效中国文官取士手段，机会均等，公开考试。1853年，英国王室任命查理·特罗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位爵士，负责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和方案草拟。后他们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就是建议学习、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的考试手段来招聘官员。”
欧美人把科举这一由中国人发明的选拔人才方式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让中国这位发明者反过头来要学习、“取经”的考试模式。西方结合当时的工业革命和民主、人权的需要，考试内容丰富而又科学，智力水平、知识结构、实用技能、心理素质，统统纳入考试的内容。除了笔试方式，欧美“科举”中最重要的是口试和面试制度的确立，比中国的“殿试”，由皇帝一人御笔钦点手段，更为完善和科学。欧美的“科举”，即便顺利通过了，也未必就能如中国的学子（举人）一样，立即可以获得官职和荣耀，戴红花骑大马，还得实习和试用，至少半年以后才能正式上岗“当官”。
当代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来源于科举制度中的策问：
申论近似于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策论，但又有区别：策论是重点考察应试者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申论还兼考察应试者搜集与处理各种日常信息的能力。策论主要从经书中出题；申论的内容则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形式也更加灵活多变。申论测试既不同于古代选拔贤良的策论，也不同于当今的大学入学的作文考试，它具有自身的特点。
申论测试除了所给出的材料部分外，其答卷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概括部分，二是方案部分，三是议论部分。就文体而言，概括部分可能是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中的某一种形式，也可能综合了多种文体形式；方案部分，则是应用文写作；第三部分自然是议论文写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论测试既考查了普通文体的写作能力，也考查了公文写作能力，测试形式非常灵活、实用。
最后以溥仪为例谈一下帝王的文化程度，以溥仪为例：
末代皇帝溥仪本来想去西方留学，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去登记户口，填写“学历”时犯了难，他之前是皇帝都是在宫里接受帝师教育，从来不用参加等级考试，手上没有学历证明。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给他学历写上“初中”，溥仪毕竟是皇帝，真实文化水平肯定不止初中，那么会是哪种水平呢？
古代皇帝从小接受超高的文化水平，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清朝皇子皇孙从6岁开始就要在上书房接受教育，先学满蒙文化再学汉文化，由于小时候的课程简单从早上5点学到下午3点，一天学10小时就可以，一年之中只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皇帝生日、自己生日5天放假，除了这5天之外无论严寒酷暑每天都要上课。
皇子皇孙到了14岁，就要走到户外学习骑射、拳术、鸟枪、刀剑、火器等武学，那时候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发生战争，皇帝如果不会一点武功，还怎么带兵打仗。
溥仪3岁登基，在宫里由专门的老师授课，他的老师有王国维、陆润庠、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等才高八斗道德高尚的人，还有融贯中西的洋老师庄士敦。王国维虽然只是秀才，但自学了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知识，在这些领域有非常高的成就，代表作《人间词话》更是在中国诗词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北大曾5次邀请他任教，他连续拒绝四次，直到溥仪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他才答应去北大任教。
庄士敦1874年出生在英国，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年轻时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为了来中国1898年考入英国殖民部，因为工作表现优秀1919年被邀请到宫里担任溥仪的老师。
溥仪幼年时期已经不用学蒙语和骑射，因为这时的局面已经不是过去，清朝面对的敌人是日本人和西方人，要对付的武器是热兵器，蒙语和骑射在战场上发挥不了大作用。
清朝初期非常排斥汉文化，但时间越久情况反了过来，皇帝越来越重视汉文化，溥仪每天都要先学汉文化再学满语，这就导致他的汉语说得很好满语不太行，他自己曾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说过：“我的学业造诣最糟的，要数我的满文，学了良久，只会一个‘伊立（起来）！”
中国老师教溥仪的东西还是文史方面的知识，袁励淮曾教过光绪，现在又来教溥仪，他书法一绝，北京“新华门”的匾额还是他写的，他字写得好就专门教溥仪写字。溥仪在他的教导下能写一手好字，尤其擅长楷书，下面这幅大字就是他写的。
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教溥仪汉文化，四书五经、天文地理、绘画作诗都要教，溥仪曾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篇《三希堂偶铭》，并把这篇文章匿名投稿到报社，结果报社刊登了这篇文章，他因此受到激励写了更多的诗。
溥仪最感兴趣的还是西学，庄士敦教他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说，这些学科无意中打开了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他学庄士敦剪掉了长辫子，穿西装打领结戴墨镜，还在紫禁城骑上了自行车玩起照相机。
溥仪是中国唯一一个会读写英语的皇帝，1946年8月16日去东京审判时，不用戴同声翻译耳机就能听懂英语，并且用流利的英语发言。溥仪最牛的还是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翻译成白话文就够难的了，溥仪却能翻译成英语，仅凭这一点他的文化水平比现在的大学生还强。
新中国刚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这80%的人可能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溥仪会写字、作诗、作画，读写英语、懂各种西方学科，户口本上写初中学历实在屈才了，他的真实学历应该是博士，博士并不是门门学科都强，而是某一门特别强，如果让溥仪去研究清朝历史或者文物古迹，他一定能胜任这门工作。
补充一下：
与当代考试不同，参加殿试者直接面对皇帝问答，非一般人能应对，因为皇帝本人的文化程度就很高，而且字写得比考生还好，不像当代帝王那样呆萌。这一点红色帝王里，江蛤蟆应该是比较出众的，口齿算得上伶俐，有时不用稿子也能吹上几句，还经常秀外语。
同时，考生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做雅言，也就是古代的通用口音，天南海北各地方考生不能说方言，得让皇帝听明白考生说的啥。如广东的康有为与光绪皇帝殿前对话基本上就说的是满洲口音，也就是现在的普通话，否则光绪还得叫人来翻译粤语。这一点，毛泽东就差了一大截，由于不会满洲口音，在北大图书馆经常被羞辱，最后导致其心理变态，发动文革专整文化人。